2025年元月到东京跨年，下榻的酒店就在银座。入住那天从窗户眺望东京湾，没想到眼下就是电通大厦。我知道那个有名的广告博物馆就在电通大厦的B1。我特意过去看看，可惜元旦休息闭馆了。

    隔着玻璃能看到的东西很少。我在电脑里找到以前拍摄的电通广告博物馆的内景照片。那座位置银座的博物馆我去过多次，面积不大但五脏俱全。有作品展，专业藏书，还有楼梯教室，听课的人盘腿坐在楼梯上，样子蛮酷。

     对于靠打工为生的穷留学生来说，银座的广告博物馆如同圣地麦加一般，无料的，我路过就会去看看。那个时候中日的落差极大，我压根就没有想做什么博物馆，能活下来就不错。回国了，吭哧吭哧把一个小专业弄成了学系，再又转为学院，还弄出一个极为简陋的广告档案馆，是不是该歇息了。

   学院刚刚成立，一切都在“猛烈"推进，档案馆还没有弄熟，又从档案馆跳转到博物馆，这就是一闪念的过程。我在坛子上“平地高楼”有如下回忆： 

    2002年学院成立之初，就想做一个像样的图书馆。

    大学的标志向来就是图书馆，无论是东方西方，参拜各种名校，正中的庙堂其实就是图书馆，开放的、不断更新的图书馆。中国的大学失败，不是没有大楼，也不是没有大师，是没有像样的图书馆。走遍南北各个名校，也参观过不少馆藏，图书馆大楼也看到不少，一句话，藏藏掖掖，躲躲闪闪，所谓最好的大学的图书馆的管理状态和利用水平，不如发达国家的普通社区文化站。这段时间，大家都在议论向一流大学迈进，但是，我看看他们的议论，基本都是胡说八道，目的只有一个，圈钱盖楼。什么搞基地啦，请名流啦，烧钱罢了，依照我的观点，当务之急就是把图书馆弄好，信息畅达，一切都好办了。
    所以，我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弄一个像样的资料室，然后，变成档案馆，然后呢，我正在想的时候，看到一则报道，有一买药的，居然也弄起来一个“性博物馆”，于是，我赶紧向老勾、大师（刘立宾）提议，咱们也弄个博物馆吧，名字就叫“中国广告博物馆”。大家一听，都说好，于是，就在“档案馆”的基础上，开始筹办“中国广告博物馆”，这是2004年的事情了。

    2005年，召开中国广告博物馆发起人大会，向全世界庄严宣布，我们也要做博物馆!

     做博物馆有参照物吗？我说有的，那就是东京的广告博物馆，因为我孤陋寡闻，只知道广告博物馆这是唯一的一家，如果我们做，那就是第二家，如果说中国广告博物馆，那就是全世界唯一的。电通博物馆的人来京看俺们的广告博物馆，说有点像，是不是拷贝的，我说我想拷贝来着，但没有拷全，走样了。

     每次都有人问，你是怎么想到要做广告博物馆的呢，我就会举出上述例子。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多次去银座参观日本电通做的日本广告博物馆，博物馆的念想也有这么一点点，只是口袋没钱不好说，贫穷限制的想象。新学院成立，先做个阅览室，整吧整吧改成了档案室，我不喜欢“室”，级别太低，所以叫“馆”，当我看到有人居然要做博物馆，为之怦然心动。靠，这是一个有钱能做事的时代嘛。我们也来一个，不然，遇到一个买耗子药的发财了，他也来个耗子药广告博物馆，我们这些号称专业大学的教头们颜面搁哪？阿黄阿黄你又来了，你的钱呢？你的藏品呢？你的团队呢？你的房子呢？那天开的三人会，老勾连连质问。之前，我和他在九十年代一起做过”IMI年鉴，虽然那是号称中国第一部的城市消费年鉴，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城市消费数据库，但从商业的角度来说，做得实在狼狈不堪。所以很多场合，老勾会举那个例子，说那一年做年鉴做得精疲力尽军心动摇，阿黄就把大家聚集起来，在黑板上画图，一本年鉴三百块，一套年鉴九百块，十个人9000，百个人900000再又千个人，那是多少？阿黄居然在黑板上画了一辆奔驰，一座别墅，把我们统统忽悠进去了。

   做博物馆，那不是比做年鉴大得多的坑吗？我的回答是，但也不是。白纸描图平地高楼是一样的，但毕竟时代不同，我们也有做事的经验和能力了。眼看就要进入做博物馆的时代了，与此别人做，不如自己做，没钱找钱，没人找人，没地找地，路线对头，有人有枪还有炮，对不。对！老勾看大师，大师看老勾，一句话，干！

   于是，一幅找人找钱找地的中国广告博物馆之蓝图徐徐打开了。

   位置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是我心中的理想，够气派。我每次遇到新闻学院的老师都会说，你们赶紧也做一个，报纸博物馆，电视博物馆，多媒体博物馆，大家也说，对的对的，只是没有人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