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不是一天建成的,档案馆也一样。当我发出上一个帖子,有人就提醒我,还有那些故事你也该说说，其中一个故事,就是1998年我和老勾和《国际广告》杂志主编刘立宾一同做的“中国广告猛进史”的一刊一书。

     “中国广告猛进史”的名字是刘立宾起的，他看过日本电通出版的日本昭和时代的“广告猛进史”，觉得“猛进”一词很适合当下的中国。我和老勾都觉得不错，带着刚刚留校不久的段晶晶进入资料收集整理工程。出刊出书之后，大家意犹未尽，打算制作一部大型的纪录片，名字还是叫做"中国广告二十年"。有一天晚上老勾兴匆匆地告诉我，我们的这个想法得到四川台广告部主任罗贵生的支持，在他策动之下，四川电视台准备给我们一百万元的制片资助。得到消息，当晚就在赛特的西餐厅支开电脑起草合作协议书。很快，我和老勾分别带上了段晶晶,杜国清和几个在学硕士,从南到北走访拍摄,编辑完成了二十集的纪录片《中国广告二十年》。

     这是唯一的一部也是最为系统记录中国广告的纪录片，内中所采访的许多广告前辈已经逝去，在这个片子里留下了他们的音容笑貌。第一部的开篇镜头是我设计的，长安街午夜时分，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像徐徐升起，解说词说道，每到大庆时节，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像都会有一次整理或者更换。主席像的正面就是车水马龙的长安街，主席像背后所守候的画师们，正是中国最早的广告人.......  

     《中国广告二十年》给我们最大的启发是，目睹中国广告产业的成长过程，我们是亲历者，见证者也是实践者，作为与此相关的学者有必要为此做出详细的资料收集且定期做出相关的历史和沿革梳理。这种历史资料的收集和沿革梳理，既是一种学者的社会责任，也是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基础。有一次会上，老勾深有感触地说起那个《中国广告二十年》，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同样，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行业，也是一个可悲的行业”，我对此非常赞同。任何的学术学科都有它的根系所在，没有，或者不认同，那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从《中国广告二十年》之后，每隔十年我们就拍摄一部大型纪录片，如"中国广告三十年"，还有，"中国广告四十年"。2019年完成的“中国广告四十年”项目其实是一项巨大工程，有四十集的纪录片，四个杂志专刊和五本著作（媒介，品牌，消费，公司以及学术）。有一次我对山本老师说，每隔十年一次，最起码做到“中国广告一百年”，我想做的就是宏大而持续的“中国广告社会史”。

     随着纪录片的拍摄和书籍整理，项目组也收集了大量的影片和文字资料，这需要有一个存放整理的空间，于是，这就萌生了建立广告档案馆的想法。

    我手头有一个2001年的学系发言PPT，那是给大学学术委员会做汇报用的，最后的一张专业发展图里就有"档案馆"的构想。我想，广告专业从八八年申报八九年招生已经到了十个年头，成为一个学系规模，它应该有一个专业发展的体系，这个体系当中，有历史研究,媒介研究和消费者研究等几个领域的基础研究成为专业柱子，支撑起所谓的"知识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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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一幅图片，是我十多年前的一个发言，解释广告学院如何做到全国第一学院，那个时候的PPT已经没有广告档案馆，有了广告博物馆，成为广告学院科研教学的“历史与博物馆”研究群。

   补充到此打住，回到现在，端午几天吃吃喝喝还不忘记游园。

   七七编的东部住客,聚在一起吃德国肘子三个,德国肠子拼盘一个,啤酒六升,沙拉五盘.吃完遛弯歇息树下,继续吹水到五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