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了，特朗普今天来，住对面酒店，我准备给他问好，可是路封了，食肆也关张了。我转回来给大家继续叨叨吧，我与广协的故事之五，当年拍片前前后后事。

           其实，不做事一团和气，要做事必然磕磕绊绊。编写完第一套教材，我对丁俊杰说，留空时间，准备拍片去啦。因为豪文的老崔说过这件事。可是，暑假马上到了，还没有见到动静。后来丁俊杰告诉我，宝恒处长从上海回来，说见到广告四杰，资历名望都比北京的几个小字辈强多了，于是，决定依靠上海的老前辈做节目。

       我听了只能呵呵，那时的广告圈，我们始终是小字辈，给你活干是看得起，不给你活干也理所当然，谁叫你资历浅呢，只有听喝的份儿，只能当“夜壶”，与企业，与政府或准政府机构合作，这种态度是必须的。什么是夜壶？用你的时候拉出来哧你一下，不用的时候就踢到床底里头。做完教材，我们也被踢进床底了。那年的六月份在广州有广协的研讨会，我在会上看到老崔和央视电教部的史岩围着陈梁团团转，一打听，说准备拍片了，圆桌对话形式。我也顾不上多问，忙着和广州的广告杂志《高招》的编辑说论文。

        又过了一段时间，回到北京豪文的老崔就打电话过来找我，说要和我商量一下拍片的事情，我说，不是已经有上海陈梁在忙乎了吗？他电话那端支支吾吾，大概说两方的意见总是谈不拢，而且，这个圆桌一两次没问题，十几二十次估计观众受不了。我说可不，我知道陈大主编是圈内有名的杠头，论稿评奖常常和大伙争得面红耳赤，这种精神用来办杂志可以，办电视就有点麻烦了。央视派出的导演叫史岩，我叫他“屎蛋”，他现在也是纪录片频道的副道长了，那个时候年轻，估计也就是陈梁孩儿辈的，这一老一少无法合作。

      老崔说是的是的，所以改了，拍片这事还想找你。我对老崔说，让我出马可以，那就要按我的规矩做，再不许别人来掺乎。他又说是的是的而且马上要见面。那天我正好搬家，从八角中里搬到央视旁边，老崔小宋赶到八角村，就在搬家的行李包裹当中和我商量采访计划。靠，那天真是狼狈透了，一会儿被被子压在头上一会儿又被书籍顶着腰，还得忍着听黄老师呵斥。老崔后来如是说。

       那时，我们没有讨价还价，也不会趁机要价，一旦应承，就撸起袖子干活了。十多集脚本我和丁俊杰各做一半，然后，带队伍上现场。我负责华南一带的采访，广州深圳珠海转了一大圈，丁俊杰负责华北片，在上海，杭州，南京一带采访拍摄。一个长达二十集全国播放的大型专业教育片，影响是很大的，很多的广告人遇到我都会说，我的入门就是看这个片子。拍片的细节不多说了，对于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拍片过程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广告大咖，黑马张小平，白马韩子定，给三九干活的孙冕孙周兄弟，还有顺德珠海一带的家电医药服装等大牌企业。记得片子中有一段徐百益老人的镜头，那是唯一留存于世的老广告人的视频镜头。九九年拍“中国广告二十年”再去上海找，老人走了，留下一屋子广告史料。

        当年遇到的黑马大叔张小平在去年也走了，我还特意写了一篇追忆文，成为“我与广协的第六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