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出发，十二月二号返京。再此期间，50年亲历记会停更二十多天，汇报印度之行的种种经历，当然，图片为主。关于自费留学的前期经历，尤其是初到东京的半年，东漂记都有详细的记叙。如果把“东京梦”和“东漂记”合起来看的话，会清楚了解当初的脉络。我把“东漂记”中留学的部分摘出来，与亲历记的主题更加贴切。
东漂记十：进出东大
看不久前武汉大学的一个国际大学科研竞争力排名研究，东京大学排在全球第8位，台湾大学排在第135位，香港大学排在149位，北京大学排在192位，清华大学排在196位。
言及东大，感情多少有点复杂，它毕竟是我第一个落脚日本的大学，也是我非常景仰的名牌大学。在日本，只要提及东大，人们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崇拜，这一点有点像美国人说到哈佛，中国人说到北大差不多。之前，我对于东大的了解相当表面，例如，六十年代的“安保条约之争”，东大曾是左派学生的据点，再如，日本许多名流政客出自东大，其中的东大法学部更是高官和政治家的量产之地。
我所去的地方叫做“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如果说学科序列属于“社会学研究科”，中的“新闻学”，此外，还有“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人类文化学”三个子学科。当时的东大新闻研究所实力相当强，有一批名家支撑，如讲授传播学综合理论的稻叶三千男，讲授媒介与政府关系的内川芳美，讲授社会传播沟通过程的冈部庆三，讲授舆论与宣传效果的儿岛和人，讲授媒体论的竹内郁郎教授以及大众媒体内容表现的荒濑丰都是顶尖学者，他们的不少论著已经翻译到国内。我到东大的时候，中国来得留学生不多，其中一个就是人大的郭庆光。有一次他与记者言及中国传播学大事记的时候，特意提起了当年东大内川芳美教授访华。
传播学研究在我国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这在学界似乎没有什么争议。当时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1978年中国和日本缔结友好条约后，我国请了一批日本友好文化人士来华访问，其中有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所长内川芳美教授，他担任过日本新闻学会（后改为大众传播学会）的会长。当时，内川教授访问了社科院新闻所、人大新闻学院等几家新闻教研单位座谈交流，介绍了不少大众传播学的概念和知识。另一事件是施拉姆先生在他的学生、当时的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主任余也鲁先生的陪同下，先后两次到北京，都介绍了大众传播学。当时，对怎么翻译这个词还有一些茫然。在这之前也有学者在介绍国外的新闻学时涉及到这个概念，但译法不同，也没有引起特别关注。1983年我接受国家教委派遣赴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留学，当时有不少朋友问我你去学什么，我回答说学习传播学，他们感到非常奇怪，说你学的是新闻，怎么改行去学造船了？原来，朋友们把“传播”理解成“船舶”了。当时，学界对这门学问还很陌生，社会上对此更是一无所知了
我在9月上旬骑车到到东大，路上要花四十分钟左右，东大整体建筑不高大，被银杏树遮挡，显得很低调，只是那座标志性的塔楼讲堂较为醒目。所以我在日记中写道：“东大给人的印象是很随和，不像国内一些大学那样阴沉”。第一次去，因为“外国留学生相谈室”不办公，办不成什么事就回来了。过了几天再去，办公室有人了，填表，交了半年学费十三万日元之后，就到新闻研究所报到。那天见到了指导教官荒濑丰教授，一个非常和气的一个老学者。他告诉我，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课，只要是东大的课就可以随便听。他的研讨课一周一次，目前有三个学生，加上我就成四个了。我问及到将来的研究，他说不着急，看看再说。在他的印象中，我属于电视人之类，且对少数民族充满兴趣。有几次他告诉我最近那里有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研讨。在我的存档信件当中，有他一封信，是提醒我某星期天NHK要播放“米”的影片，要注意收看。
内川芳美教授是第二个星期见到的，他算是我的朋友的朋友，也很亲切，我向他咨询将来的研究领域，他的回答和荒濑丰教授一样，说不着急，可以了解一下日本的情况后再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
东大的学习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出奇地轻松，阅览室图书馆是开放的，可以随意进出，我开始喜欢四处游走，后来就喜欢泡在图书馆。日本的大学通常都有很大的学生食堂和购物的“生协”（好像是生活者协会之类，价格稍稍便宜一些），一般的“生协”都有书摊，可以站着自由翻阅，日语叫“立见”（看戏的站票）。我的情报收集规律是这样的，首先到图书馆看书，中午去吃饭，顺便到“生协”书摊“立见”新书，有感兴趣的书先看看出版时间，如果是再版就到旧书店淘，如果新版，阅读几次记住页码，回到图书馆借阅复印，实在太好就掏钱买。日本的专业书价格实在昂贵，一般都是2000日元到3000日元左右，日本的学生也说贵，况且我们这种靠打工生存的来自第三世界的自费留学生呢！回国的时候整理图书，我发现自己的求学轨迹，开始是大量手抄和复印材料，然后，是古旧书籍，最后是新版图书，这说明我的生活水准步步提高，但是，真正记得住的牢牢刻印在脑子里的，是手抄的，“立见”的东西，后来看到书名就买的书，其实很多都没有认真读过。我一直在想，财富这个东西，可以给你一些方便，但是，给不了多少知识，更给不了你的独立思考。
没有班主任，没有堂上点到，也没有导师培养计划，可以尽情在书海中浮游，实在是轻轻松松的研究生活。然而，这是一个相当脆弱的平衡。如果上学两天，打工三天半（日本当时实行五天半工作制）计算，我那时给700日元的工作，勉强可以维持这种捉襟见肘的生活，但是，大学时间呆长了，口袋的银两就不够，如果打工时间长了，生活有变了味道。
什么研究生，这是一种误解，这就是国内的旁听生，预科生，所以你可以存在多种选择，刘欣告诉我。我说，自由自在，这不是挺好吗？对呀，你可以尽情打工了呀，很多留学生就是这样做的。不过，研究生没有奖学金，读两年算是到顶。那怎么办呢？就业或者考试，考真正的研究生院的“院生”。刘欣就是这样做的，在东大呆了半年，考到横滨市立大学研究生院去了。
那我该怎么办呢？
东漂记十一：选择的艰难
来到日本第一个选择就是就业还是读书。临时工非长久之计，这个谁都知道。当时日本经济还可以，每天的报纸充满人才招聘广告。楼上的小沈也是早稻田的研究生，遇到和我同样的问题。于是，我们决定应聘一下，看看这个雇用市场情况。根据广告打了几个电话，都有回应，欢迎面试。我们挑选了一家去了，面试前有个说明会，一听，是搞电话销售的公司，听了一半就离场了。对方问，你们为什么不参加面试呢？小沈说，我们是外国人，搞不了电话推销，对方说，也可以给自己国家来的人推销呀。
我很快就把就业的念头打消了。日本是一个地道的学历社会，没有上大学就只能在底层生活，没有上到好的大学，进不了好的公司，同样是到处挣扎。所以，我决定还是在大学读书，而且，必须在一个好的大学读书。然而，我是选择轻轻松松读“研究生”还是复习功课参加大学研究生院的考试呢？为了得到奖学金顺利读完书，我只能选择后者。
十月下旬，参加了几次指导教官的研讨课，对于周围情况熟悉了，于是抖着胆子找老师商量未来的前程。
我对老师说，我打算报考东大大学院院生考试。荒濑丰教授点点头，说好呀，准备什么时候考呢？我说打算明年春天报考。荒濑丰教授沉思了一会儿说，太快了吧，你才刚来，日语还不熟练，过一年再考虑吧。我说知道了，离开老师的办公室。
我一路想，日语不熟练，一年以后考，老师所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问题是我再要挣扎一年的话，我能够坚持吗？我不能每天起来问自己，向东还是向西，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但是，老师说得很客气的意见怎么办呢？凭我对东大老师的把握，这个意见很难改变也无法改变。不少东大的留学生初来日本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这好像是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但是，领有国家奖学金的留学生可以等，我完全不同，想想一年当中我总是要在学习和工作当中徘徊，选择，忍受时给700日元的青春蹉跎，我觉得还是改换门庭好。
那天谈话后我径直到“生协”，找到大学情报的书架，开始“立见”。先从国立大学开始，找公立大学，私立大学，我的目的很简单，第一，看奖学金设立，第二、看学费高低；第三、看考试科目。
晚上，迈着沉重的步伐回到鸭巢，正好碰到小沈在做饭，问他准备考哪里，他说报考早稻田大学的国际政治。
“一年八十万学费，有点贵”，小沈说。我听了摇摇头，天价呀，我是无法上的。小沈问我的打算，我经过一天的“立见”，选定了两个大学，一个是东京都立大学，属于公立大学，再一个是一桥大学，国立大学。
“一桥怎么样？”
“国立的，和东大齐名，你想考啊？才来几个月，想也别想，连我都不敢报呀！”小沈一脸的怪笑。
小沈、中村和我。笑容与财富成反比。钱最多的人，最没有笑容。最贫困的人，笑得最灿烂。小沈居中，日语好，中文也很好，给NHK打工，时给7000日元，所以，拿得出八十万交学费。听到这，我那时只有傻笑的份
东漂记十二：国立，一桥
我谁也没有商量，第二天冒着雨坐电车到了东京都立大学。
我在国际交流部问了一下情况，再取了一份申请表就回来了。路上我就打消了报考这个大学的念头，因为这个大学实在太一般了，没有什么叫人印象深刻的东西，更重要的是，适合我报考的专业只有一个，中国文学专业。为了得到奖学金要去学习一个既不熟悉也不感兴趣的专业，这个牺牲未免太大。
第二天继续上路。从山手线的巢鸭到神田，再转乘中央线到国立市，一桥大学的所在地。一桥大学原址在东京都中心名为“一桥”的地方，遭遇大火迁至国立。也有人说，整个国立市其实是为一桥大学建设的。在东京都，国立市以“学园城市”著称，是都内唯一没有色情场所和“巴琴科”（赌博弹子机）的地方，另外，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有一个大家关心的“景点”，影星山口百惠退役之后安家之处就在国立市。
国立为一桥而建，这个说法可能有点过头，但是，这个小城市为学园而建，我很赞同。走出红瓦斜顶的国立车站，迎面而来是一个街心广场，笔直的大道名为“樱花大道”，大路两旁种有古老的樱花和银杏，我去的时候已是秋天，一片金色。国立没有什么高楼大厦，车站周围遍布小吃店咖啡店，来往的多是学生，除了一桥之外，还有音乐学院、桐城学院等五所高等学院，其中一桥人数和规模最大。
小沈说一桥与东大齐名，的确如此。如果说东大是日本政客官员的量产之地的话，那么，一桥就是日本高级经营人才的摇篮。一桥建校于1875年，距今已有一百三十来年，成立时名为“私立商法讲习所”，后更名“东京商科大学”，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再度更名为“一桥大学”，办学宗旨始终贯穿四个字：“商业首府”。我当初瞄准的就是一桥的商科，它在日本影响实在很大，但是，我通过电话咨询了该校经济学科的松本教授，他说，商科的竞争相当激烈，鉴于我的经历，可能报考社会学科的大众传播更有优势。至于一桥的社会学科有什么特色，他也说不清，建议我直接到校看看，找找老师。
国立车站出来，顺樱花大道步行三百米，就到一桥大学，进门，朝着一个塔式的钟楼走去，里面是一个图书馆。在图书馆的走廊，看到一份名为“钟”的图书馆内部刊物，大标题跳入了我的眼帘：“要更多关心中国的事情”，文章写道，作为日本大学的教授，对于自己的邻人中国其实缺乏基本的认识，每次访问中国，都为其巨大变化感到震惊……。文章结尾处，赫然落下“社会学科 大众传播 山本武利”的几个黑体字。
我拿着这份刊物，大步离开图书馆，直奔一桥的生协，从书架上寻找“山本武利”的书籍。很快就找到了，是他的新作《近代日本新闻读者层》，而且还有办公室电话。
恰好，那天山本教授在办公室。我和他通过电话自报家门之后，他说，你直接来办公室吧，在东校舍区。
我放下电话直奔东校舍区。
东漂记十三：初识山本
山本的办公室在东校舍，与图书馆所在的西校舍相隔一条樱花大道。我越过马路到达东校舍时，已经是日暮时分，远处的运动场喊声阵阵，古罗马风格的办公楼空寂无人。我顺着楼梯登上二楼，找到山本研究室。门虚掩，一个中年男子背对大门，俯身窗外。我敲敲门，说声打搅，对方转过身来，对我笑了笑说，我是山本，欢迎，请坐。于是，我坐在靠书桌的沙发，身后两旁都是高高的书架，各种书籍塞得满满当当。我坐下自我介绍，山本一边听一边让我尝尝橘子。
“皮子不要扔，可以喂楼下的兔子”。我从山本教授办公室的窗前往下看，果然有两三只兔子，山本说，那是心理学研究室养的，最喜欢吃橘子皮。山本后来说，他一到研究室常做的就是两件事，一是看来往书信，二是喂兔子，自从黄君来了之后，增加了一件事情，给他的奖学金申请书盖章。
自我介绍完毕，言归正传。我说，我打算报考一桥研究生院的大众传播学科，不知道合不合适。山本一脸严肃地听完我的情况介绍，说他刚刚从崎玉大学调过来，虽然不太清楚这边的规矩，但是像你这种做过报纸又做过电视经历的人，大学肯定是欢迎的。他问我，你刚才说现在是大学研究生，是哪个大学？我说，在东大，荒濑丰先生那里。他说认识荒濑丰先生，接着问我，你没有报考东大吗？我说，打算报，老师说我的日语疙疙瘩瘩，要我等一年再考，但是，我不想等了，想试试。
山本微笑，说，知道了，那你的考试还要保密呢。我说是的，等考完再说。
那你就好好准备考吧。山本最后说。
离开一桥，已经华灯初上。顺着樱花大道走向国立车站，我心中莫名其妙地激动起来，因为两个人初次见面沟通得很畅快。我也在想，刚才山本老师为什么没有细问我不报考东大的原因呢？他好像也知道点什么。
大约半年后我为此事问过山本，他说也在东大呆过五年，知道那里过分的“几账面”（日语，认真拘谨之意），我这种人当然受不了。那么，我适合什么样的大学做什么样的学问呢？老师说出一番话，结果导致我人生的另一个选择。
我对广告发生兴趣，也纯属偶然。86年去日本留学。当时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学广告。到底学什么，我也感到困惑。我在东京呆过两个大学，头一个是东京大学，我不大喜欢那里的气氛，第二年就转到一桥大学。这是一所在商学和经济学方面很有名气的国立大学，出过不少名人。老好人大平正芳，满嘴胡言的石原慎太郎，都算是我的校友。我的老师叫山本武利，在日本新闻学、广告学界颇有名气。我是他的开门弟子。有一天在他的研究室里闲聊，他问我打算主攻什么领域，我说，“老师，我也没有搞清楚呢，您说吧。”他想了想，忽然问道：“101真的有效吗？”我愣了一下，随即答，“有效，据说往葫芦上一抹就能长毛。”当时的日本正流行101生发精，不少留学生在倒这个玩艺。“我要是多带几瓶倒一下，就不用打工了。”我随口一说。老师笑了，我也笑了。笑过之后，山本老师一本正经地对我说：“黄君，做学者有地位，受尊重，但是生活很清苦。做商人，有钱过日子，但是没有地位，不受尊重。你想过好日子，又想受人尊重，最好做学者模样的商人，或者是商人模样的学者。”“有这么样的学问和学者吗？”我问道。“有啊，广告嘛”。他诡秘地一笑，不说了。其实，这是一段师徒日常对话而已，但对我印象很深，从此，我就开始认真琢磨广告了。坦率地说，我学习广告并没有抱有什么远大的志向，崇高的理想，顶多就是为了吃碗饭而已。所以，每当我看到一些广告人写的自传，为了一个创意寻寻觅觅，出生入死，真为自己的俗气感到无地自容。
这是十年前我在“我与中国广告二十年”一文中写下回忆。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缺乏高远的志向，没有伟大的抱负，凡夫俗子，随波逐流。所以，一听有人奉承，喊大师，叫院长，浑身汗毛竖起，极不自在。
闲话少说，从一桥回来，我就明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艰难的，而且，只剩下华山一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