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冬日，室外温度降至6-7度，房山一带已经下雪，昌平没有下雪，下雨，冷冷的。我出门咔嚓两张，继而进入50年广告亲历记的文件整理。上一期说到记录留学初期的“东京梦”，使用AI耙梳，很是零碎。我只好找出88年出版的《人格的历程》一书，找出我撰写的“东京梦”，重新整理成文。该文是编辑贴出，还是全文贴出，有点犹豫。想到之前依靠AI梳理的经验，还是全文贴上的好。
东京梦
·未 燎·
我还在睡梦中。背景似乎是乱哄哄的北京。刘欣将我推醒，说天亮了，该起啦。这时我忽然意识到，我不是在北京而是在东京，睡的不是中式的床铺而是日式的榻榻米。
这是我抵达东京的第二天。1986年9月9日。
1986年春，接到东大的入学通知书后，我觉得真的要为留学做些准备了。所谓自费留学，亦即出洋谋生，前程如何，谁也说不清。我的妻子，天天张罗着为我准备几打袜子、几打裤衩以及四季服装，忙得很，而我则无所事事。手头的工作是编唐蕃古道的一部分片子。为这个节目，我在青藏高原奔波了两年多，虽说要去留学，临走前还是希望多干一些，好歹对得住自己的劳动。不过，当时的编辑组好象中了邪，人人火气特粗，动辄就骂街、吵架。我觉得无趣，干脆静下心来弄自己的。我开始做了个计划，每日起来练长跑。我想自己那点自学的日语，唬国内同胞可以，在东京街头玩真的，不觉心里发毛。在东京找不到好活，就得干粗活，体力活，有副好体力就是本钱。然而，光体力还不够，似乎还得有一种经得起变故、种种折磨的神经。于是，我又开列一个精神锻炼的计划。稍有空余，闷着头想想留学中可能遇到的坏事、灾难以及应付事变的对策。我以前喜欢写科幻小说，文才不多，想象力足够。一触及这种题材，大脑皮层活跃非常。有情节，有结局，自己不知不觉进入角色。我尽量把东京想得乌天黑地，也尽量把自己描绘成身无分文，在饥饿、寂寞中煎熬，但最后，仍是黑袍加身，博士帽歪戴，再不就是西装革履，腰包鼓鼓。
我嘲讽自己无聊，干脆停止这种"锻炼"。行期愈近，愈是无所事事。自己觉得这样不好，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对自己说：既来之，则安之，死活由之……
告别，与妻子，朋友，最后是白发苍苍的母亲南下，经广州，深圳，继而从香港东向。
这一切，又都是在忙乱、劳累之中进行的，时时有种似梦非梦的感觉，在飞往东京的飞机上还是如此。飞机广播，日本到了，我才转过神来。往窗外一望，果然，是一片片整齐的农田，树林，线似的公路以及积木似的白屋红房。隐隐感到一种无言的惶恐和伤感，却又马上平复了，到达与分开，其实就在一瞬间完成。
我在东京只有两个朋友，一个叫中村，一个叫刘欣，他们都在广播局呆过，常常在一起吃西瓜，喝啤酒。两年前，中村对我说，他要回日本了，他虽然也喜欢北京，但呆长了，再回日本就不行了。我和刘欣给他送行。一年前，刘欣对我说，他要去东京了，他想闯一闯，不愿步中年知识分子的后尘。他走的时候我没去送行，我正在青海。朋友们都要走，去美国，去英国，去日本，未走的也蠢蠢欲动。一天，我对妻子说，我也要走。她倒冷静，男人都有自己的梦，走就走吧。我试着办，真成了，我倒有点儿犹豫，希望妻子哭哭啼啼拦住我，可她不，还是那句话：做完梦，早点儿回。三个朋友在东京见面，气氛平静，就象昨天还在一块儿喝过酒。吃着刘欣爱人做的菜，聊着北京的近事，不一会儿，累了，中村回家，我在刘欣家下榻，一躺就着，梦一个接一个，直到刘欣叫醒为止。
"哦，东京的早晨，"我想感慨一下，但感慨不出。朝东有窗户，但望不远，抬眼就有别的高楼挡住。朝南有阳台，但阳光射不到，前边还有一幢楼，楼的那边是马路，终日呜呜的车声不断。我一边啃面包，一边听刘欣安排。
"今天开始找房子，找工作。"
我点点头。
"房子托朋友找了，黑一点，行吗？"
我又点点头。
"工作嘛，你有什么打算？"
我摇摇头。我说，我这种人干什么都在乎，当然能发挥特长最好。比方翻译，我指的不是口译是笔译，不是中翻日而是日翻中；比方教中文，不是教拼音、发声而是写作编辑之类……刘欣和他的爱人都笑了。"去你的，东京没那么美，等你挑哩，留学生一抓一溜，教中文比学中文的还多！"
我也笑了，说，"干什么都行，碰呗。"
找房子不困难，有姓沈的朋友在关照。他楼下有空屋，每月6500日元，且不收礼金，但就"黑一点，脏一点"，他在电话里说。后来我才知道，房子是在一楼拐角处，终年不见阳光，旁边是厕所，门前是厨房，且有两只硕大的垃圾桶。那"一点儿"，可够我好受一阵。
定下房子，我们开始找工作。刘欣极老练，拿来一摞报纸和杂志，哗哗啦啦地翻将起来。我也跟着翻。一本下来，我说，"嚯，东京的活儿不少嘛！"刘欣拿过我的杂志，瞄了瞄，扔一边。"屁，限制多着哩，地点、时间还有时给（工钱），没那么简单，喏，编辑助手，钱多着呢，可是你要上门催稿，要拉拉广告，干得了吗？这个是给超级商场上货，你倒可以，可是要普免（开车执照）……"
"妈的……"我有点儿泄劲了。刘欣突然问我："你有的人熟不熟，什么搞电视之类的？"
我说有，从包里摸出一堆名片。那是临走时妻子给装的。她说可能会帮上忙。刘欣把名片摊开，三两下挑出没用的，剩下几张。其中一张，我特重视，因为我们是同行，在北京打过交道，一起聊过天，看过节目，还吃过饭，他说过，到东京就找他，他会帮忙。我信他。同行嘛，打个灯啦，弄个带子的，帮忙的活会有的。
电话一拨就通。他得知我到东京，好高兴，问我身体，问我旅途，还要约时间见面，可是得知我不是访问而是留学，而且和原来的CCTV已没多大关系，他有点儿泄劲了。我说实话，刚来，生活未有着落，工作正在找，请他关照关照。他答应肯定，这段时间正好忙些，过一段时间再和我联系。我搁下电话，刘欣歪着身子乐。他说他也有这种经历，说以后联系，一直音讯杳然。我说，可我，要我也这样，何必为一个穷学生担风险呢。我们都笑，把名片揉了。
下午，刘欣要弄一部车，拉着我的行李上巢鸭。屋子一会儿就弄好，我和刘欣上街看看。一路上，他指指点点，告诉我那是"巴琴科"，玩电子赌博游戏的地方，那是书店，不买书站着看书没人管。还告诉我，叫"梳布兰特"的屋子是玩女人的地方，万万进不得……忽然，他领我横过马路，进入一幢大楼，直奔电梯。"四楼有所外国语学校，正在招生。"他说。"这同我有什么关系？"我纳闷了。"有学生就需要老师呀。"他说。他真行，瞥见五彩缤纷的标语彩旗，马上能嗅出其中味道。四楼，有个小姐在值班，见我们来，以为是学生，笑得极灿烂。刘欣说，不，是想当老师的，这是CCTV的编辑，中文很棒，要么？对方不明白，刘欣又解释，CCTV就象日本的NHK。对方拿出一份表给刘欣，要他填好交来。
回到楼下，刘欣催我赶紧填，凭国家电视台的派头，没准行。我听了赶紧动作，姓名、简历、特长等等一一填上。落款留下刘欣的电话。交上申请表，我们进了超级商场，买一堆便宜货，各自分手。
第二天一早，楼上的小沈来敲门，要我接电话，是刘欣打来的。
"嗨，校长来电话了，要见你，越快越好！"
"哪个校长？"我一问，知道是昨天那家学校的校长，乐了。
"你有戏了，要全副武装去见他，穿西服，打领带，不过，别露大陆的土腥儿。"
我又摸到那幢大楼前。还是四楼。门关着，我敲敲门，有人应，推门进去，小姐不在，当中转椅上，盘腿坐一中年男人。他一边把玩手中铅笔，一边打量着我。
"你就是东大的留学生，以前当过电视编辑的那位？"
"是的。"
"你的申请表看了，你有很高的中文水平。"
"不敢，不敢。"我心里暗喜，人世间真有瞎猫碰到死耗子的事。这时，他话锋一转。
"你的日语是从哪儿学的？"
"自学的。"
"哦，你真不简单嘛，你的日语还要继续提高呀。比如你回答总用'晤'，这不对，应该用'哈依'。"
我下意识地"晤"了一下。他板起脸，"你看，又晤了，这是一种习惯，要改。"
我回答："哈依。"他笑了，从抽屉拿出一叠表格，"这是给你准备的，明天就可以来。东京有许多学校是假的，骗人的，我这里是真的，有文部省证明，你来学习半年，日语就会大有长进。"
我接过表格，想说"哈依"，觉得不对，又想说"晤"，还觉得不对。我干脆咽着半截话不说，拿着表格下楼去。我觉得有点好玩，因为我压根没想到会当他的学生。我把表格原封不动塞回一楼的邮筒里。
晚上，我将这事告诉刘欣。他笑着说，这种学校在东京多如牛毛，为招生都发疯了。我说，我也有点不耐烦了，干脆找到送报纸、洗碗的活儿就行了，虽说一个小时六七百日元，钱少，但省心。刘欣说，这个好，六七百日元，不过，最好还是等等，东京总得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呀。我们俩都笑了。忽然，他止住笑，说，有个朋友来电话，有个小公司缺翻译，让我去碰碰运气。我说我不是学日语出身，恐怕不行。他说，"管他呢，有什么行不行，能干就行。社长要问你这个那个，你就说'结构，问题无'，懂吗？"我说"哈依"。
那天阴雨绵绵。我和朋友在咖啡店里等候。按约定时间，社长来了。他五十多岁的年纪，头发梳得亮亮，西服领带笔挺。他的脸，总是板着，即使和我的朋友打招呼。他坐下，眼镜后的眼珠逼视着我，如同审视犯人。
"多大了？"
"三十二。"
"在日本多久了？"
"四天半。"
"以前是CCTV的编辑？"
"对。"
"学完回去吗？"
"回去。"
他点点头，开始给我介绍公司情况。他说，公司一直同中国做生意，有很多文件书信要翻译，听说我可以弄些笔译，就找我来了。
"你行不行，我也没有谱，先试试吧。"
我点点头。接着跟着他出去，上公司同别的职员见面。公司其实就在咖啡厅的楼上，五十平方米左右，房子隔成四间，门口一间是商店，摆满中国的茶叶罐头之类，旁边是职员办公室，坐着四五个人。里面是社长和常务办公室。社长把我向其他人介绍了一下，便进里面接电话。我在外屋呆了一会儿，感到无聊，正要告辞，社长出来了。他问我，当过翻译没有。我说没正式干过，简单的可以。
"明天有福建代表团的人去名古屋和北九州，找不到翻译，你去吧。"
"这……"我正在迟疑。
"就这么定了，是桩大买卖，好好干！"他转身就走，最后还扔下一句话，明天他也去。
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回到家，我想着手准备些什么，可又无从下手。我只知道明天他们要去看木材加工厂，要谈贸易。我找了本字典，查查带木边的生字，再又找本贸易字典，想背背贸易方面的生词，看了两眼，独个儿笑将起来。这如同我在国内为留学作准备一样，是摸不着门的。贸易字典对我来说统统是生词，记得住么？带木的汉字不少，松树日语读"马滋"，"桐"字念"棋里"，记住又如何？我弄不明白，于是失去耐性，也就失去干劲。唯一的事把闹钟调好，把国内带来的那套西装行头放好，早早睡觉便是。
四点半，被闹钟吵醒。起床，洗漱，吃一片面包后上路。在一间宾馆前汇合后到东京站坐新干线。这时我才知道，中方两名代表均为女性。一位年若四十至五十间，厂长，另一位三十至三十五间，贸易公司代表。她们倒不拘束，一上车便问我，是干什么来着？我答，留学生，自费的。她们又问，来多久了。我反问，你们来多久了？她们说来了三个多星期，我咋咋舌头，含含糊糊地说，半年左右。她们又问，自费的，生活好过么？我说不好过，紧得很。她们很同情。年轻的说，你还不错，当翻译，钱多，洗碗的才苦哩。年老的问，你这次能拿多少钱？我支吾着说，就那么多。其实我真不知道，社长说是试用，临走给我五千日元，说是市内交通费。工资以后再说。一路聊着，不知不觉到了名古屋。这座城市很有名，但从车站望去，广告，招牌，大楼，街道，行人，与东京无异。
我们四人乘出租车到工厂。小小的厂部会客室，挤满一屋人。见面，鞠躬，互送名片。我的名片是社长昨天临时翻出来的，其实是他儿子的，我将他儿子的名字划去，写上我的名字，权当名片用。这种名片一亮开，总引起别人惊讶的目光，每当这时，我不得不多加解释。
坐下，喝茶，再轮番自我介绍。我一一翻译，感觉良好。话入正题，一瘦老头站起来，哗啦哗啦说了一通，然后示意我翻译。我怔了，他刚才说什么，我是一句不懂。这时屋里变得极安静，人人注意我。我对老头子说，对不起，您再说一遍。老头子板着脸，又重复他的话，有意说得很慢。我还是不懂。气氛更尴尬。社长站起来说话了。他其实是重复老头子的话，说得很慢，没有一点儿地方口音，我算勉强听懂了。开头是欢迎之类的客套话，这懂，接下来是介绍工厂的几套主要设备。这算半懂，其中讲到一套比较特别，有什么名字，生产什么什么，有什么什么特点，与其他配套，又可生产什么什么，再又有什么什么特点。我如此翻译，两位中方代表直白眼。
她们变得严肃起来。我蓦然想起，我在CCTV也这样干过。偶然有朋友弄到日本电视剧或电影，让我当翻译，我呀懂的全翻，半懂半不懂，半翻，常常是××到××。有时说某人死了，后半截他又出现，我会自己圆场——哟，他娘的活了！大家明白，哈哈一通。但今天，没有人露出一丝笑意。
一年轻人过来，在会议室立一黑板，另一中年人站起来，在黑板上边写边讲。黑板上的机器型号、产量之类，一看就懂，但问及机器的性能，搭配，以及生产管理之类，对方哗啦哗啦地说，我又不懂了。我只好××到××地翻给两位代表听，她们面无表情。
一直闷坐的老头子提议，干脆到现场看吧。
于是，大家起身，由那个中年人带领，进入车间。厂长到现场后，撇开众人，我到感兴趣的部分，就在本上记下来。不时，再问问生产能力，出厂日期之类。
看完车间，由老头子陪同，到别的地方看。老头子似乎是当地的头面人物，其他厂家对两位代表也颇为重视，每到一处，总有几个头头脑脑迎候。然而，每当寒暄后，他们要进一步介绍情况时，老头子就会打断他们的话，让我们直接进现场参观，随后拿走一包资料了事。社长在一旁呆着，面孔板得紧紧的。中午吃饭，老头子与社长交谈，有几句话传入我耳。
"你那个翻译怎么搞的，只懂些寒暄话？！"
"他说可以，我就让他来了，他是东大的。"
"哼，别开玩笑，赝货多着哩！"
我感到脸上一阵发烧。我想抗辩，但又没有言辞，谁叫我贸然答应。苦果只有自己吃。
下午，离开名古屋向北九州出发。我感到累，闭着眼不说话。女厂长坐我旁边，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我摇摇头。她闽南调普通话我听来颇亲切。我告诉她，其实我来日本才一个星期，第一次上班，又是生平第一次当翻译，翻得很糟糕。
她笑了，"你是个老实人，紧张得鼻尖直出汗。"
"可不，名古屋的方言，又加一堆专业词汇，真不懂。"
"别的翻译也不懂，可是他们会打马虎眼，对方说多长就翻多长，看上去蛮流畅，其实都是瞎扯。你还不会这手哩。"
我说我也会，不过乱翻一气会说误事，不敢。
她说，没有敢不敢的，这世道。她又说，有几个数据，出厂厂家和年月弄清楚就行。生产系统、管理之类是厂家秘密，你问，他尽说好的，只能到现场看。她递给我一大包资料，"这是前几天谈判参观时拿的，你看看，兴许有用。"从她交谈中我得知，她到日本想购进一批木材加工设备，恰好，日本木材加工业遇到日元升值，出口不景气，一些厂家想甩卖自己的设备。名古屋和北九州是日本木材加工集中地。
"他们要大甩卖，整套卖，我们手头紧，要买散装的，关键的，太新太大要不起，太老太旧不想要，买卖难着呢。"
晚上到达北九州。饭后我问社长，明天要准备些什么，他说不用了，厂方找了懂英语的，中方贸易代表也懂英语，用英语谈。我哦了一声，悻悻地回到自己房间。
关上门，脱下衣服，如同脱下外壳。我觉得有一种轻松的解脱感。我想就此认输，熬过明天，回东京再找工作。然而，平静不下来，特别是老头子那句话，将烙了我的心。我感到委屈，但又无任何人对不起我，我感到羞耻。然而我又没有任何过错。世上，没人要加害于我，也没有人要怜悯我，正是这样，我感到小人物的孤独。他娘的，是死是活是自己的事，有气有力就该挣扎挣扎——我这样给自己打气。
第二天，我干下来了，颇成功。
事后，我告诉朋友，说自己如何彻夜未眠看资料，一战告成履九州。其实，这只是事实的一半，且是光明的一半。还有另一半，我一直不愿说。因为两位代表似乎洞察一切，暗中配合了我。其一，开初用英语谈判时她们一反常态，装聋作哑，使我得一个卷土重来的机会；其二，我不懂处仍旧多多，在我按时瞎扯时，她们频频点头。我不知道这种配合还好，察觉了就感到胜利的无聊。
一天工作下来，我有意识地试探社长，问他，明天要上班么？他不加思索地答道：
"当然。"
他如此平静、无事一般的回答，更使我感到沮丧。
回到东京，已是华灯灿烂。
我把两位代表送回住地。在回来路上，看到围着一圈人。人丛中有一络腮胡子的欧洲人，他抱一把吉他，身背一鼓，边弹边唱，不时蹬腿，鼓就响将起来。他的嗓子有点沙哑，歌曲旋律比较缓慢，有点忧伤。
周围的人木然地看着，听着。
他还在唱。歌词好象是重复的，旋律的变化也不太大，细细地钻进人的心里头。我莫名其妙不能自控，热泪涔涔。我赶紧掏出口袋中的几个硬币，抛入他放在地上的黑帽子里，匆匆离去……
一年后，我才知道这是一首流浪者的名曲，它的歌词很简单，大意是：
我有一个玫瑰色的梦，趁它还未褪色，我到处流浪；
我有一个破碎的心，趁它还未冷却，我到处漂泊……
1988年9月10日于东京国立市院生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