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过三家报纸的记者和编辑，第一家是《广州日报》，我曾是内中的青少年报的记者编辑。到底是记者还是编辑没有明确定义，我当时进报社的身份是“以工代干”，说人话就是以工人的身份做干部编制的事情。第二家就是《中国电视周报》，时间只有半年左右却是我亲历了广告经营最原始的状态。    

     我在《中国电视周报》开始的广告经营接触，属于一种属于旁观者的接触。我那个时候是第四版的编辑，与广告经营无关，只是在编辑之余给负责广告经营的王利开一个小口，做一些火柴盒大小的企业广告，当然，这个留空是有也一些好处的，比如给我十来斤新鲜排骨，或者，一箱即将过期的可口可乐之类。那个时候，报社经营分两条线，一是明线，就是广告经营和报纸发行，一是暗线，属于灰色地带，纯粹为的是报社小团体的利益。比如，早早从总编室获取了下一周的电视节目表 ，在本报发表之前寄给全国各地晚报，从而获取各地晚报的节目单稿费，这种稿费不多，但是，全国各地晚报发稿的稿费合起来就很多，具有规模效益。报社还有一项重要的收入，全员卖报。周报是委托解放军报印刷厂印刷，出报的时候允许报社自由处理一定量的“废报“，所谓废报，其实没有任何质量瑕疵，只是报社与印刷厂的一项共谋，对外是合规的废报处理，实际由报社员工二度贩卖。我记得，当时是每个员工有五千份报纸额度，如果一张份报纸五毛钱算的话，一个月四期五千份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了。关于电视周报每周三分报纸卖报纸，我有亲身的体验，并在“北漂记”一文中有所记录：

  当时的周报也是在广电大楼边上的一座简易房里，编辑加上行政也就是七八个人，两间办公室。白天工作，一到晚上就支开值班用的行军床，睡觉。在办公室安家有好有坏，好处第一是方便，起来就工作，躺下就休息，饿了吃食堂，而且广电大院有不少好玩的地方，其中有一个如同游泳池大小的冷却池，一米深浅，布满水管，白天喷水，有人钓鱼，晚上就是我们的游泳池。办公室安家的坏处就是白天不能睡懒觉，如果生病，还得坐着。周报每周三出版，半夜两点开始管发行的王利带人来分报纸。这些混球一到办公室，通常拉拉我的蚊帐，喝，还有人啦。然后，就在我的身边摞报纸，数报纸，劈里啪啦闹腾得很。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起来，到外边呆坐到后半夜。有天见到曹老师，诉说办公室安居之苦，她说，那每周三晚上你到我家睡吧，好歹能躲一下。第二周我去了，睡在客厅里，那时曹老师家养了一只老猫，它晚上不睡，在地上地下巡逻，偶尔在我脸上撒泡尿，可以臭一个星期！我去了几次，实在受不了猫尿，就跟曹老师说不去了。我还是回去听王利一伙每个周三晚摞报数报吧。

私下卖报，现在来看就是明显的违纪行为，但是，报社的老员工告诉我，这个行动是经过党小组决议的，叫做电视周报全员致富计划。我是新来员工也不是党员，没有机会出席这样的会议。我也没有要“废报”份额，因为我没有卖报的渠道。搞摄影的小朱带他老婆上动物园卖报，被电视台的同事发现了，向台里汇报，引起了为期数月的经济检查大行动。最后对于报社领导如何处理，我不是很了解，因为我到那个时候已经转岗到了纪录片部，在王娴的领导下开始做与少数民族有关的纪录片节目了，从此有了我第一次的广告活动。

      在码字当中我有点犹豫，回忆五十年广告亲历，为什么要把电视周报这段乱七八糟的事情端到桌上说呢？在许多人脑海里，改革开放之初，万马齐奔轰轰烈烈，吹响了广告再生的号角。其实，不是的，开放之初，首先是打开了压抑久矣的个人求生求富的欲望，寻找机会野蛮生长成为一种共识与生态。这也是新旧衔接的一个必然。

    我在院子遛弯，抬眼看见一株攀墙月季横空跨越，居然挂到房檐另外一端。典型的野蛮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