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那个乱乱哄哄激情四射的燃情岁月，我曾在旧文“我与广告二十年”中有所言及：

          90年底我回到北京不久，就有熟人找上门来了，听说我在国外学的是广告，要我出山给他们搞创意。我反复辩解没用，只好将错就错，穿上东京带来的西服行头跟着他出门了。客户是江西的一个药厂，要做咳嗽药广告。我真做了一个“创意”，用了，熟人马上给了我两百元。天哪，这比我当年写稿子来钱来得快多了！我很激动，告诉教研室的同事老勾，他笑了，告诉我当时北京业内创意退稿费的价码就是两百元，留学生同志，你上当了。我为此事质问熟人，为什么要“杀熟”，他也笑了，新公司第一笔生意，多多包涵。他旋即委任我为该公司的“策划顾问”，还白送名片。这个公司的顶头上司就是后来在广告界叱咤风云的女士谭希松。不久又有一个朋友找我，要我给一个电视广告配音。“用你的广东话，就一嗓子，蓝带啤酒，给二百元！”。

         90年代初期的广告业，有点象淘金时代，不少的朋友也卷进了这股狂潮。91年我回广东，遇《新舞台》的主编孙冕、《羊城晚报》记者莫丹涛等80年代的文学好友，一说，大家殊路同归，全都在弄广告。孙冕是明搞，正和三九胃泰打得火热。莫丹涛开始是暗搞，后来也明搞了，出任《羊城晚报》的广告部主任。早在84年，我还是一个在青海拍片的淳朴青年，孙冕忽悠我下海“背捞”。“有泰国天然橡胶保险套，拿北方卖去，一个赚五分呢”。91年我回国见面第一句话，“还说什么文学呀，做广告做广告，买车买房！”。我开始还有点酸气，想给他们灌输点科学，可是发现不灵。结果我反倒和他们沆瀣一气，学会了“侃”创意。

         在90年代初的那几年，这个“侃”字还真有点用。记得有一天，又被朋友拉走了，同行还有几个京城报纸的“名记”。客户来自自常州，号称拥有亚洲最大的水鱼养殖场。那年正好马家军和什么鳖精吹得神神忽忽。客户也想做水鱼粉的胶囊，要我当场出创意。我说，容我想想，调查调查。大家说，不用，不用。留学东洋，喝的鳖汤比白开水多，随口来一个再开饭。四五双眼睛瞧着我，就等我出创意饭票。我想了想，把笔帽摘下，问水鱼场长，做的是水鱼粉胶囊吗？对方说，是的，胶囊。我说，有想法了。我把笔帽攥手心里，一边慢慢摊开手掌一边说道：“寒冬来了，送你一个王八弹”。大家哈哈大笑，都说好创意。于是开饭。乘着酒兴，我向水鱼场长提议，把集团名称改一下，“就叫王八集团好了。还可以树一面水鱼旗”。周围的“京城名记”乐得喷饭，都说这个创意又值十几万。过了几天，朋友来电话说，那个创意吹了。王八弹还行，王八集团可是骂人了。场长和董事长一通话，品出味来了。我至今认为，这是个好创意，绝无骂人之意。他们不识货，遗憾。

          90年代后期，广告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规范化作业”成为大家的口头禅。我也从“侃创意”下岗了，规规矩矩地做学问，做研究。广院广告学系的同事为广告界做了几项工作：第一项，每年提供一套“IMI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年鉴”。做年鉴的动机，始于“侃创意”。早年为了说服客户，你要想点巧妙的构思，今天这可不灵了，客户进步了，需要你对市场的分析和判断，需要你为创意提供一个扎实的战略概念。第二项，从95年开始做所谓媒介产业化研究。媒介是老大，要你研究么？很多朋友对我说过这样话。但是，我不以为然。老大也有发生变化的时候。它要扩充自己的地盘，巩固自己的实力，就必须考虑市场，研究经营。果然，这两年媒介变化大了，市场竞争开始了，我们的那个曾经遭受批判的“产业化”提法，现在成了时髦。第三项，就是中国广告20年历史资料的整理。动议是《国际广告》刘大师提出来的，我们都说好，就卷起袖子干了起来。现在才发现，麻烦大了，资料庞杂，工程浩大，把大家的精力都牵扯进去了。

       当然，也扯出了另一个广协的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