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乘安-24飞机，从青海飞回北京。具体航程需要多少时间忘记了，只记得这是一种只能搭乘几十人的小飞机，而且，沿途降落好几个城市， 老同志都害怕搭乘这种苏式的小飞机，说会晕机，宁愿坐火车。我们为了赶时间，不得不坐。

回到北京，第一个任务是结婚。女朋友见我喜出望外，慌不迭地报告了北京最新形势，物价高腾，物质匮乏，我在坛子上的“北漂记”也有记录：

八四年底，带着一身的膻味回到北京。女朋友，现在的老婆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我好着急呀，物价飞涨，大家都去抢购，我拿着存折转了好几天，也不知道抢购什么，急死了，呜呜。1984年，中国人第一次遭遇到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大家都急坏了，纷纷抢购，可是，我们该抢购什么呢？结婚吧，可以买大件保值，朋友们劝说。

当时，电视台在北线阁的北京无线电厂内有一个集体宿舍，我们决定投奔那里。正好，我在军博时候同屋的陈世达也要结婚了，他给我们腾出房子。于是，我登上三轮车，一次就把家搬好了。

宿舍还行，两张铁床，两个床头柜，我出门买了桌子椅子还有一个书架，父亲从深圳送给我们一个松下冰箱，结婚的行头基本齐备了。

登记去吧，好。到了月坛街道办事处，一个大妈着打量我们说，办证呀，是的。有贵有便宜的，要哪种？贵的和便宜的有区别吗？有呀，贵的精装绒面，十块一个，便宜的平装印刷，一块一个。来个贵的，来个便宜的，我说。

五分钟搞定，一个十块一个一块。在我们的抽屉了，存得住的还是那个便宜的。

      在坛子里，我称其为“火线结婚”，为什么称其为“火线”结婚，除了人心惶惶抢购物品之外，我还肩负一个重任，要为兄弟民族的兄弟们搞钱，这如同一场战斗。问题是在哪搞，怎么搞，毫无头绪。领导在部里打听过，各个栏目组可以根据自身资源搞活经营，具体而言就是去给企业机构拍宣传片，这种片子介乎于广告片和记录片之间，收费低，听吆喝。我搞体制内宣传好多年，对于听吆喝拍片不抵触，问题是，金主在哪我毫无头绪。有一天，广州的老朋友来京，说起他在深圳南海油田的直升飞机公司工作，公司成立不久，领导也想搞点形象宣传，为我有什么主意。那天，我拜见了他的领导，领导很年轻，说话也霸气，说你们那个央视拍企业形象就会厂门大楼，领导人排排坐，没意思。我说，你那是直升飞机公司吧。他说是呀，每天飞各个海上采油平台。我说，你看过《第一滴血》吗？这个片子上映不久，我在青海西宁看过。那个直升飞机追逐兰博的场景令我印象深刻。我说，给你拍海上飞机追飞机，拍成兰博那样，如何。那领导一听愣了，一拍大腿应了。

     很快，我就带着兄弟民族的老贾小董前往深圳。那时的深圳的确是一片热土，到处有人倒卖汽车，倒卖彩电。负责城市土地规划的老爸见我结婚不久就跑来深圳很是诧异，问干嘛来了。我说，做生意来了。那个时候许多朋友也来深圳，张口闭口就是彩电指标汽车批文，老爸听烦了。我不烦，除了听他们侃生意，还琢磨自己的那条片子。半个小时的片子，不可能就在海上飞来飞去，有十多分钟会在深圳上空转圈，于是，我根据大致的飞行路径，找各处机构兜售，用现在术语就是招商，那个时候我毫无招商技巧，只会跟对象机构说，直升机在空中飞行，你们就组织员工在顶楼摇旗呐喊，不也是宣传企业吗？有家少年宫，愿意组织红领巾站阳台欢呼，但是，没钱给。那时深圳的世贸大楼已经盖得差不多，我找到旁边的友谊商厦老板，对方很爽快，飞机没来就给了支票。拍摄按计划进行，突然，出了一个意外，有一架直升飞机掉海里了，企业上下紧张，我那个飞机追飞机的镜头也取消了。那个时候拍摄用的都是胶片，回来马上洗印编辑，而后，找配乐和配音。做音乐的是《唐蕃古道》的段文，用现在话语就是大咖级人物，解说配音我想起在北京台的七七播音班长汪良，于是，请他过来帮忙。汪良很痛快，只是做完解说配音之后说了一句，老黄，这片子太温，不够劲，以后搞个有劲的来。我说好好。我想，如果不是掉了飞机，实现飞机追飞机的镜头，那肯定有劲，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