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前文。

  从一本1981年出版的旧书说到1979年的广告重开，这有点扯远了。但在我的经历中，其实也有关联。在1979年的时点，我是广告人还是新闻人？在“我与广告二十年”的文章当中，我做过一番表白：“首先，我声明，我不是一个广告人。如果一定要冠以什么人的话，我自称是一个‘宣传人’，当然，也不是宣传部的人。72年17岁到报社工作。5年后到北京读书，专业就是新闻编采。27岁大学毕业，到电视台工作4年。然后自费留学。然后回国，在大学教广告。从参加革命的经历来看，新闻单位要比广告经历长一点，所以，称宣传人合适。”

   我是在1972年参加工作的，第一份的职业是报社记者，具体单位就是《广州日报》主办的《青少年报》。那个时候的报纸没有广告，但依旧保存了一些简单的经营，如报纸售卖以弥补财政拨款的不足，内部的说法叫着“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广播电视是没有任何广告活动的，纯粹的事业单位。我在1978年春天进入北广学习新闻专业，课程里既没有广告也没有经营的内容。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处在一个开放改革的震荡时期，校园开放，思想自由，入学不久的七七摄影专业程鹤麟居然贴出校园小字报，题目就叫“喇叭裤礼赞”，我所在的七七编采，出版了一份油印刊物《秋实》，那是众多学生刊物当中唯一的一本与新闻评论相关的同人杂志。

    关于《秋实》我在坛子有记录：（七七编采）这个班级从未消停，无论大事小事，无论生活还是政治，令大学行政部门头痛不已。西单墙没拆的时候，全班同学几乎天天去。众声喧嚣还没结束，开始编辑独立的油印杂志《秋实》。

      有同学惊奇地说，到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居然看到最全的《秋实》杂志。我没有机会去美国国会图书馆，不过，在东京大学图书馆和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我看到了《秋实》。杂志行文虽然还是稚嫩，但是，观点之犀利，思维之敏锐，现在看来也不脸红。

  《秋实》杂志出版了七期就被整改停刊了，随着四项原则的提出，校方也开始积极引导学生聚焦自身的学业和专业。1980年，进入大三的七七编采召开了首届也是唯一的一届新闻专业学术研讨会。关于这次研讨会，我我在坛子上也有回忆。

    立春的那天，曹焕荣老师给我微信，让我重温三十六年前的那段发言，其实，时间有误，应该是四十六年前。之前，我也在坛子上有所言及1980年发生的那个研讨会，但没有细说。这段时间，看那《太平年》，再看舆论大瓜，自然会引发许多的联想。社会又进入一个大变动的前夜，是百年不遇，还是三十年一轮回？难说。变是肯定的，至于变的方向和路径，很难说，所以，要看看，要等等。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唯有这个话，永远有理。

   还是回到四十六年前的那个研讨会。如文内所述，这是七七编采举办的第一届学术研讨会，也是唯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六人发言居然有两天，可见当时大家都很认真。我的发言也相当认真，做了五年的报社记者，重新梳理新闻学理论与实践，我在标题套用了汤恩比那个“挑战与应战”的历史研究思路，六个部分洋洋洒洒说了近两个小时。如后来做简报的亦谈所言，引发了很大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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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言之后，出现了分歧极大的观点，说好的有之，也有极端说法，一言以蔽之，就是“反党”二字。那个时候年青，刚刚从文革时代走出来，所以我对反不反都无所谓。之后有领导提出把全文正式发表，我赶紧让当时女朋友抄写了一遍，准备送出去的时候又遇到了另外一位曹老师，她说，别拿去发表了，因为有人想到把它当成靶子。我听了就把它压在箱底，至今没有全文刊出。坛子上登出的，仅是当年的学报的会议纪要，作者亦谈就是徐同学。知网也做了收录，算不算C刊业绩，那就天知道了。

    1980年发言算是对之前五年记者生涯的一个理性总结。之后到了1995年开始的媒介产业化研究，方向路径是一样的，只是时间跨度更大，涉及的媒体更广。追根溯源，研究起点还是在那个1980年发言。

    那次发言已经切入到报纸的经营，广告自然也被关注，所以，不经意之间在王府井书店买下了这本《广告与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