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二十八日，在北京歌华大厦举办了中国广告博物馆发起人年会。为何要在歌华大厦召开年会呢？我在坛子上有所回忆：

    年会放在雍和宫旁边的歌华大厦开，目的很简单，下个月的十九号，博物馆就开展，地点就是在歌华大厦。

     零五年开始要搞博物馆，当时只是觉得这个项目很重要，必须搞，但是，怎么搞，谁来搞，没有思路，纯粹就是一个念头罢了。我坐在209会议桌旁对丁刘说要搞博物馆，他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说，不应该等条件成熟才搞，万一弄出一个卖老鼠药的家伙也说搞广告博物馆，你们受得了吗？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说出去，把概念占住了再说吧。于是，开始了博物馆的苦难长征。

     响应博物馆建设计划第一个人是子忠，他从课题费中拿出万把块钱，给三楼大屋子的一面墙弄了亮闪闪的金属架子，好像是生猛海鲜的鱼缸。我问用来做什么，他说是准备收藏，估计有N多的人捐出N多的珍品，全部放在架子上。我听了呵呵大笑，没有钱也没有人，哪会那么多的珍品呢。

    说起藏品，我想起了天津的陈老师，他有传言希望和中国广告博物馆合作，所以，那天歌华的发起人大会特意邀请他出席，没想到会议途中陈老师说有事出去，从此不见踪影。我推测，他是看到我们那个寒酸样，失去了合作的兴趣。那一天的会议内容就是讨论下个月在歌华举办的中国广告首展。

     实体馆没有见到，手中也没有余粮，为啥要举办中国广告首展呢？而且，还是借地办展。办展的动因我在前面说过，程春去世让我很受刺激，每到举办发起人大会我都有一种愧疚感，为何？自从零五年提出博物馆概念以后，每年都用PPT展示未来，这实在不好意思了。

     有一天遇见吴学夫，他向我提及最近的新书《中国东西》，他说，新书出版大受欢迎，德国有人提出要在法兰克福举办首展。取名”中国东西“为何要在德国首展呢？于是，我和他一起去找苏志武校长，争取把首展放在北京。苏志武当即同意了，还给出了一笔经费。在离开校长办公室的时候我就对吴学夫说，办展经费拿到了，你一半我一半。你办你的”中国东西“，刘英华办”中国广告“。吴学夫一脸不高兴但也很无奈。

    于是，两个展同时进行。关于吴学夫的”中国东西“，我的坛子也有记录：

    吴学夫的“中国东西”前年出的书，在法兰克福书展一炮打红，被翻成数国文字发表，今年，德国一个展览公司来信邀请吴学夫把书中内容在德国办展，名称就是“中国东西”。吴学夫提议在中国作首展，然后再到德国展，我是把这个想法给老苏一说，同意了，昨天开展了。

　　今年正好是德国的中国年。为什么德国人对这些中国人日常东西如此着迷呢？一旦长城故宫还有张艺谋之类的中国印象出现审美疲劳，外国人自然会把目光投向新的领域，“中国东西”估计会给他们眼前一亮，我以为。看吴学夫对所谓“中国东西”有如此解释：

　　昨天冒雨前往东四十条看展，期间一位观众问我对“中国东西”有何感觉。我说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感觉，因为取材于生活，还原于生活，每个人站到旁观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用过的熟悉的生活物品，忽然发现其中的生活位置内涵价值历史渊源，内心深处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种难以言表的震颤，或许，还有一种自发的有别于艺术大师强加于人的美的瞬间感动。真的，就我而言这种感动真有点陌生了。这些年我一旦听到所谓中国形象中国文化的传播就感到难受，因为无论是创作人还是传播者都相当陈腐，好像根本不懂何谓沟通传播，所用的道具符号要么就皇权贵族要么就猎奇异化，基本与平常百姓生活绝缘。自己都不被感动何以动人？自己都不甚了了何以沟通？所以，我看到吴学夫的“中国东西”会拍手称好，因为国与国的文化沟通既需要阳春白雪也需要下里巴人，眼下伪阳春白雪多真下里巴人少，需要的正是这个东西。难怪德国人也说，我们也要学习吴学夫，搞一个“德国东西”。

    直线距离不过三公里的地方，刘英华和魏东主持的”中国广告“首展也在密锣紧鼓筹备之中。我在坛子也有如下记录：

     昨天下午已经去过，当时的现场很乱，视频设备正在安装。工人在干活，看到了魏冬和学生。

    今天下午再去，换样子了。正门就有博物馆大牌，很醒目哟!

   广告学院的教师们

   中国广告博物馆发起人合影

    细看照片，程春老师还在，之前的叙事要有所调整。程老师是在这次展览之后去世的。开展当天的下午，临近闭馆时候，苏校长一个人前来参观。我和刘英华作陪。参观完毕苏校长坐在贵宾席的沙发上问我，“阿黄，你真有心要做博物馆那”，我回答，”是的“。苏校长接着说，大学有两个地方给你做博物馆，你看看。我问，是那两个地方？苏校长说，一个是广告学院对面的阶梯教室，700平米左右，再一个是你们学院后面的临建教室，也有五六百平米。我说行，我们回去掂量一下。

    我们真的掂量了一下，结果选中了那个阶梯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