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廷俊的研讨会发言

      认识吴老师是在1997年的香港中文大学，那时，他和复旦的陆晔在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我在东京访学，为潘忠党陈韬文的重大项目也飞赴港岛。由此也见到吴老师。那年月，大家意气风发，老吴的大公报研究获得了韬奋奖，与我见面聊天，偶尔说起大公报历史，谈得最多的还是双方所在大学教育。我在留学期间读过大公报的历史，也为此撰写过中国近代商业报纸起源的文章，我对于大公报既有道义也兼顾利益的做法很感兴趣，我做为广告专业负责人，很容易偏向于大公报的两者平衡。老吴听了只是微笑，同意了还是反对呢，至今不明，当然，他对大公报的理解不会想我那样的肤浅，更加偏向于办报的道义问题。我后来看到他的回忆录，明白了。我们的新闻教育，首先一点当然是道义问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作为报人或者传媒人必须有自己的道德底线同时应该有更高的社会责任社会担当的意识。我和吴老师都属于同辈人，都是经历过基层一线的历练而走向新闻传播教育的岗位，我们经历过高歌猛进也目睹了十年浩劫，对于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人民立场有刻骨铭心的体会，这种体会和经验，自然会融入大学的新闻教育过程。应该说这是目前新闻教育最难但也最重要的地方。每当议论到新闻工作者的担当与使命，我们会互相沉默，可能是话题宏大，可能是意义非凡，适合只做不说或者少说多做。我和老吴交流最多的话题是什么呢？是关于新闻专业知识的替代，以及新闻实践教育。他和我都曾做过院长，学院的管理与经营也是我们交流很多的话题。学院如何保持独立性，如何涉及经营性，这也是我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一直赞成学院作为学术命运共同体必须具备自身一定的独立性，而经营资源的获取，又是保持学术独立的一个重要的装置。我对吴老师说，作为应用型的学科，坚持实践导向与产业紧密相连是很重要的事情，对于这点老吴是赞同的，但他也说，华科有华科的传统广院有广院的文化，可以参考但不必模仿。的确，这些年来华科有华科自己的办学方法，而且，做得非常扎实，在总结这些成果的时候，会有老吴的心血和功劳。就在我准备启程前往华科的时候，丁俊杰教授给我带话，他称吴廷俊老师”亦师亦友”，吴老师认真执着的《大公报》研究，可谓后者的学术之师。他对于后辈，悉心指导，循循善诱，谦虚真诚，可谓人生良友。我对丁俊杰教授的评价，非常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