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雪在飘，点点的变成大片大片的，群里说，郊区已经暴雪了。我不得不打消回王府的念头。屋子没有打开暖气，气温会比较低。路上如此大雪，可能堵，也可能闹出其他故事来。

    周五的首要工作，应对马总的吩咐，看完她给的案例，接着把视点的“梗”也给她了。另外，上海老师寄来的教材也终于看完了。视点出来，也算是评点能够出来。 

   窗外雪飘飘，很空灵。我还是继续贴文，老妹的文革追忆。不少学生问及文革，我说，一百个中国人就有一百个文革故事。故事层次丰富，线条复杂，而且，亲历者还活着。老妹记忆好，观察角度很独特，不同高官黑帮的血泪经历，也不同身为红卫兵投身运动经受轰轰烈烈的震撼。她就一小学生，仰视着大人们的一举一动，有父母，有兄长，描述的平白而细腻，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我改她的文字时候，有时自言自语，有时微笑不已，然而，就在改写到这一段，我忽然泪流满面了。今天，凝视窗外的飘雪，眼睛又再度朦胧......

小学生，大革命之三

腥红的岁月

正当母亲惋惜那些被烧毁的传家书籍，在和我争辨该穿什么服装上班的时候，一场突然其来的厄运降临到东山松岗东的开山伯家。10月初的一个晚上，听见有人敲门，我去开门。只见开山伯的媳妇阿贞站在门外，满脸憔悴，两眼哭肿。我大声往里间喊母亲。母亲出来一见阿贞的样子立刻预感到大事发生。两人闪进了房间。过了一会儿，母亲立即随阿贞出门。临走时只跟我说了一句，“开山伯出事了。” 母亲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问母亲出了什么事。她说：“开山伯被红卫兵关押批斗，说他畏罪自杀了。今天我要去处理一些事情。”话说完就出门了。父亲那个时候己经调到省委接待委员会，日夜应对各路红卫兵组织的围追堵截，常常弄得很晚才能回家。

那天晚上，二哥刚好在家，母亲让他一起去东山。当时的情景他记得很清楚：“吃了晚饭，妈妈叫我陪她到松岗东开山伯家。进门只见谭姨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满脸泪水。她告诉母亲，红卫兵把开山捉去批斗关押，罚站罚跪，不给水喝不给东西吃，还动手打他。开山本来就有心血管疾病，经不住折腾，突然危殆不治。” 我当时听见母亲私下对父亲说：“什么自杀，明明是被打死的。 这些红卫兵简直没有理性，连最基本的人性都失去了，太惨忍了，禽兽不如！”

多年后母亲才告诉我当时的来龙去脉：

“红卫兵开始大抄家，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找到开山伯的家，说他是国民党残渣余孽，把他捉走，关进了东山寺贝通津路基督教堂的一个房间里，并抄走家中的几百元钱，这是他们一家四口的生活用钱。开山伯死后红卫兵来通知家属，这个突然其来的消息让阿谭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不知如何是好。达成和阿贞两人已经被红卫兵恐吓得失神无主，他们不敢去通知开山伯的广州胞弟劲秋，生怕连累他们。最后只好让阿贞上门来找我。当时你爸爸的干部身份不方便去，怕被说是包庇坏人，不支持红卫兵革命小将再被捉起来，所以只能我一个人去。“

母亲记得当时的细节。“到了教堂，我出示了工作证表示是个工人，以朋友为名代表开山家属来殓尸。穿着旧军装的红卫兵头头打量我一番，便带我到关押开山伯的那个房间，他对我说黄开山是撞墙自杀的。我进了房间，见到开山伯萎缩地侧躺着，掀开盖在他身上的被子，见到他手臂上有一道道黑色的瘀痕，我心里马上明白，他是被红卫兵打死的。开山已经是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哪里有力气去撞墙呢？那些红卫兵做贼心虚，以为我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妇道人家，就用自杀的说法搪塞过去。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受过国民党刑警训练的警察，又是共产党法院的审判员。但是，我知道这个时候和他们争辩是没有用的，我来目的主要是办领开山遗体手续，另外一个目的是设法拿回被他们抄走的那笔钱。

我在收殓纸上签了字以后，问那个头头要那笔钱，想不到他竟然对我说：‘这个老头很坏。你们不准哭，不能开追悼会，埋了就算了。’ 我一听心里感到忿忿不平，人被他们打死了还不让人哭！我再也忍不住，当场反驳说，他不是坏人，他是一个对共产党有过贡献的人。 我本来要离开他们的指挥部，这时我反而坐下来要跟他们讲开山是一个什么人，他为革命做过什么事，讲了整整一个晚上。最后，我坚持要拿回那笔钱，说他家里人要靠这钱开饭的。

那个红卫兵头头没有一下拒绝，只说：‘你要等一等，我们要查一下这钱是否从打、砸、抢来的。’ 我说这怎么可能呢？开山是个老年人，怎么去搞这些活动呢？我估计他们那天晚上不会给我那笔钱的，只好回家等以后再说。第二天，那个红卫兵头头派人送回了那笔钱，但已经太晚了。阿谭经受不了如此残酷的打击，疯了，看了钱就要撕就要烧，不久她也走了。我是他们夫妻唯一送殡的亲友，达强、阿贞在红卫兵的威胁下不敢去。他们怕红卫兵再来抄家，将藏在家里的一些金条交给我保管。我把那些金条藏在我们家的五抽屉最下面的那个抽屉里，用旧衣服包着。强民知道这事。”

“ 真的？我们家那个旧五抽屉曾藏过金条！”我大吃一惊。

父亲在母亲说完之后添上了几句：“开山的死惊动了省参事室的民主人士。他们分散地居住在市里各区，省参事室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采取了一项措施，把那些民主人士集中起来，公开说是集中办学习班，实际保护他们。” 不过，这些保护措施只是暂时，到了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很多民主人士还是逃不出文革一劫。

父母对于开山伯被红卫兵抄家一事始终感到困惑。“他们说他曾与陈炯明共事过，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事，肯定内部有人告密。”父亲猜测地说。其实不然。我在查资料时发现，当年各派出所在其管辖区域内掌握着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的档案。根据当年八一中学“红色造反团”头头刘铁扣的回忆，九月份期间，红卫兵冲击了一德东路的石室圣心堂，驱赶神职人员，烧了家具；同时又冲击了东山寺贝通津路基督教堂，后在该教堂设了他们的一个指挥所。红卫兵以破四旧为由，白天到各派出所索取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的名单，晚上就按名单地址对这些人进行抄家，开山伯就是这样被迫害死的。据史料，从9月4日至10月3日的一个月内，红卫兵在广州市搜查资本家、四类分子等人的住宅约一万多处，没收黄金、白银1.14万两，美元10.78万元，港币16.38万元，现金存款438万多元。

1966年9、10月，红卫兵密锣紧鼓地进行抄家、捉人和羁押，他们不仅对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开刀，而且把矛头指向了党政领导人，也就是所谓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据二哥回忆，在开山伯事件发生后不久，父亲的老上级黄庄平的夫人何欢阿姨突然来大石街找父母，说黄庄平被红卫兵捉去批斗关押了，他在几个月前还当选为广州市委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又过了几天，二哥周末回家，刚吃完晚饭，母亲急急忙忙地收拾好碗筷，叫二哥陪她去菜园东肖少麟家。二哥与肖家很熟，早在韶关时他就和肖家长女肖敏思一起进幼儿园，后来又一起在韶关二小读书。菜园东在东山区，是省供销系统部门的宿舍大院，当时肖少麟已经从韶关调到省供销系统部门工作。二哥听说母亲突然要去肖家，心里正在纳闷。

走出大石街院门，母亲才告诉二哥，肖少麟被红卫兵捉去批斗后跳楼自杀了。二哥回忆道：“我们到了肖家，肖敏思开的门。见到陈庄阿姨泪水涟涟，肖敏思的几个姐弟满脸哀愁。陈庄阿姨惊讶地握着妈妈的手说：‘老游啊，我们是反革命家属了，你们还敢来探我们？’ 妈妈答道：‘怕什么？我们是出生入死干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了，还怕被人说成反革命？’ 据陈庄阿姨说，红卫兵逼迫老肖交代问题，什么叛徒、特务等帽子尽给老肖头上戴。在红卫兵手里的老肖受尽了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最后只能以跳楼抗争。当时，跳楼自杀是极大的罪过，事情发生之后很多亲戚朋友都不敢上门问候，怕受到连累。在这个时候妈妈带着我去肖家问候，告诉我什么叫患难之交。肖少麟出事几天之后，刘碧阿姨来找父母，说何老板被红卫兵捉去游街批斗了。在这个人人自危的腥红岁月，羁押游街批斗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当年我还幼小，弄不清家里来往的叔叔阿姨之间的关系，也不知道大石街二十号的304房何时成为了消息站。二哥是这样解释的，“红卫兵捉人批斗关押往往是突如其来的，让人防不胜防，事发突然让家属茫然不知所措。最后必须通过非常可靠的朋友把信息透露出去寻求救助。” 现在细想起来，他们很多都是广东地下党的老党员，简称为“三八式”的老革命，经历过被叛徒出卖进监狱或者上黑名单被通缉的严峻考验，最终还是被党组织想方设法营救出来从而转危为安。几十年后，他们还是用同样的方式来传递战友们的不幸或遇难的消息，一是互相通气，二是做好最坏的打算。但是，那个时候的党组织已经瘫痪，再也无法营救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