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九点正在和楼上楼下还有杭州飞来的吕钓鱼在“品酒”，先是吕钓鱼带来的红的，接着还打开高制片的黑的。我有好酒，喝的也是一点点，楼上楼下很会把握时机，猛烈地表扬酒好，我就会大方贡献，酒瓶喝空我居然脸不红心不跳，因为喝得少。就在这个时候，接到博物馆小轩微信，说今天盒饭会之后，大家心情欠佳。我问为啥，两个字：红包。

  我忽然想起，今天本学年最后的盒饭会，与红包相关的事项略略提起，又为别的事情一冲，没了。我马上回应说，照既定方针办。

  周三会多。大早起来赶到学院，第一个会就是《媒介》楼上楼下会。纸媒冬天，《媒介》居然挺过来了。年前做过悲观预测，估计会成为一个包袱。的确，理事单位大换班，收入年初之前收入断崖式下滑。不过，旧的过去，也来新的，做法也有调整：内容，项目和咨询混搭，居然活下来了。打平还略略有盈余。

  有红包，十年来最小的。一个半小时的会，不含午餐。确定了三件事:选题，2019年的十二期；建设，办好原来实验室增设新的实验室；课程，媒介研究所的训练写作采访逐步规范列入课程。

  十点半，赶到大学二号楼，有学术委员会会议。迟到几分钟，听到廖校长在说，要好好抓教材抓教改，列入重点。就专业影响来说，说来说去就两个，播音主持和广告学院。说完，离席到楼上开二会了。

   我不知道他的前后文脉，我也说我的意见，因为本次会议的议题是大学科研成果认定指标。什么C刊A刊之类。我说的意见也是三点：一，《现代传播》可放A1，如果学科评估就一个老模子，学科发展必死无疑。应当是有自信也有创新：二，必须扩大C刊增补，适合新的领域新的专门发展；三，同意廖校说的搞好教改，鼓励新课新教材。说完离席，要回博物馆开盒饭会。

    盒饭会也是三件事：一，中国广告四十年进入成果阶段，出版为首务，接着是视频；二，双百年启动，香港为突破，核心团队已经组成；三，博物馆行政事务划定，必须有人出头担当。

   说完又跑回学院三楼，接待央视采访，说说软文如何划界那些事。

     忙忙叨叨的周三。红包的事情忘记了吗？我说不会的，四十年就在盒饭会中吃出来了，自己就应该给自己发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