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才不管高低，交完表格就全身心投入复习了，因为只有一个月零二十天，我把所有的教材从初中到高中全部找齐，然后，分别去拜访中学时代教过我们的数学，地理，历史老师，听他们把各个基础知识脉络顺了一遍。在报社集体宿舍合住的陈铎吕平也要报考，于是，各自找地独居复习。

我在报社二楼办公室兼资料室的地方支了一张床，开始一本一本啃教材，先是数学再是地理，接着历史和政治，我想，文学之类无非考作文，先不用管。我的做法是看教材做练习题，一般不参与别人的讨论，也不做其他考题，可是，就在离考试最后那一周，突然从报社伙伴那里接到一份来自河南还是河北的数学考题，说是摸底试卷，我拿来一做，心里发凉，因为实在太难了，做不出几道。

崩溃了。那一晚彻夜无眠，焦虑无比，因为再过一天就要上考场了，题做不出来还要失眠怎么办？第二天我疲惫不堪回大石街，母亲说，用热水泡泡脚，八点就上床，自己给自己打打气，你做不出来，百分之九十的人也就做不出来了。我想也对，按她吩咐早早洗洗睡。开始还是睡不着，我想，如果还是失眠，脑袋发闷的话，我就不考了。

到了十点困意突然袭来，我一下就掉坑里了。

我日记恢复是1977年的12月16日，开头一句就是“大考四天”，那么，考试的时间应该是12月12日到16日。考试的地点在广州二十八中。开考第一道就是数学，我打开考题笑了，好简单的考题。可是，考完出来就乐不起来了，因为所有参考的人好像都在说考题太简单，大家绝对考得上。

然而，过了一个月公布参加体检名单，报社三四十人报考过关的只有七个人。

所谓的高考压力，其实不在于复习或考试，是考后。通过的和没有通过的，黑白立判，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那次，我和陈青过了，陈铎吕平没有过。我一看他们脸黑黑，就知道坏菜了。

接着下来是等大学录取，这更加难过。按照习惯，外地大学早发录取通知，然后，是本地大学。整个二月份什么消息也没有，过得有点揪心。有天晚上太疲劳，冲了一个凉水浴，轰的一声左耳失聪，后来才知道，过度紧张疲劳，发生了单侧的神经性耳聋。

 临近月底，章以武很神秘地告诉我，你报的那个北京广播学院，属于一所很隐秘的间谍学院，为什么，因为所有专业都带保密的。我赶紧让在清华工作的大哥打听打听这所学校，他回报说，有这么个学院，的确很小也不知名，位置北京东郊一个名叫梆子井村的地方。

很神秘规模小，意味着招生人数很少，这就麻烦大了。我在日记屡屡提醒自己，考不上就要做其他打算。那个时候人傻，绝对没有想到提两块猪头肉拜见招生老师开后门的想法。

   二月底的一天，全报社开会，陈青坐在我前边，人事处的人给她递了一个信封，我斜眼一看，是中山大学录取通知信函。她悄悄打开撇了一眼，回头对我说，中大的录取通知来了，你的呢。我摇摇头，说，估计没有希望了。那你明年还考吗？不知道，或许不考了。我想，已经过二月份了，外地大学的录取早就结束了。

  3月1日的早上，我在办公室听到楼下有人大叫我的名字，说传达室有我的挂号，哪来的？北京来的！接着又有人大声喊，是黄昇民的入学通知。

 哪的？

 北京广播学院的！

 喝呀。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不动了。阳光照进办公室，分外明亮。

（当年的资料已经荡然无存，唯独在一个古旧的木头箱子上面，看到了老婆当年的入学行李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