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给我保存的剪报）

老殷就是把我招到报社的军代表殷勤。他前几年故去了，八十有六。说起殷勤我总是百感交集。没有他，我可能就下乡当农民去了，要么，就在一个小工厂干活。也因为有了他，我第二个大学梦破碎了。

第二次的大学梦，发生在1975年。之前，我还相信报社胜似大学的说法，书看多了，时间呆长了，开始觉得报社的天地还是有点小，应该找一个地方好好深造一下。那个时候，高校也逐步恢复正常了，废除了考试制度之后，上学名额基本是由部门分配基层推荐，学员来自于基层诸如农村公社工厂部队等，也就是所谓的“推荐上学的工农兵学员”。1974年，报社有两个和我同期入社的年轻人被推荐上大学了，理论部的杨亮瑜，进了中大的哲学系。青少报的张庭春，进了中大的中文系。1975年，又有中大入学指标了，这回是历史系，我很感兴趣，积极申请了，希望能够被推荐。可是，第一轮的审查我就被刷下来了。我很纳闷，因为这次报名的人不多，我觉得自己也够条件。我偷偷去问了一下报社的团支部书记刘晓榕，她说本来够条件的，可是，老殷觉得你还是不够成熟，拉下来了。

那一年，政文部的张成华去了中大的历史系。

其实，关键时刻遭受打击不是第一回了。那一年我还有一个机会，要随团去韶山采访，这是我作为记者第一次的出省采访。我的出访计划做好了，据说车票都准备好了，临时又被拦下来。我觉得好奇怪，一问，说这是老殷的安排。老殷说了，小黄外出采访喝醉过，出洋相了，这样的同志怎么能够去采访毛主席的故乡呢。我觉得委屈极了。有一次我和陈铎去番禺乡下采访，午饭时候喝了一点当地的米酒，可能喝高了浑身不舒服躺在办公室的长条椅上听座谈会。回到报社估计陈铎嘴多说话说漏了，被老殷听到了，或者，有人给老殷上了眼药了。于是，我落下了工作喝小酒出洋相的标签被取消采访毛主席故乡的资格了。

遭受打击的反应是什么？那是一个没有选择的时代，你只能默默忍受，如果要挣扎的话，那就努力学习外语，再就是勤奋读书写作。可是，到了那个时候，思想不同感情不同，写出来的东西很难发表。章以武仇智杰看到我的作品都很担心，家里的大哥二哥也看过，同样担心。我说，发不发无所谓，就是要把心中的郁闷抒发出来。

我从校对组回到编辑部，先后呆过几个地方，最后，落脚到三版，负责科普栏目。我知道这是一个很边缘化的地方，当然不开心。这个时候从日报来了一位新领导，他叫姚北泉，他的一席话打动了我。我在坛子上给《媒介》杂志写的“现在可以说了”有这么样的回忆：

老记者姚北泉看到我在办很边缘的科技栏目不开心，对我说，其实，做文字记者的话，最好是做专栏的记者，可以有深度，发展的下一步就是当专栏编辑，专栏编辑的再下一步就是杂志了，编辑所谓的同仁杂志，可以说是文人最好的选择了，当然，做这种杂志光花钱不行，如果还能挣点钱，自己养活自己，这简直就是理想境界了。

我开始认真对待三版的专栏文章了，除了编资料，也开始外出采访，渐渐地那些科普文章跳出原来的豆腐块，成为大文章，同时，也开始显示我的写作能力了。最初，三版的版主曾繁光给我一个笔名，叫做“朱燎”，我一看就笑了，那不就是“资料”的意思吗。我嫌“朱燎”不好听，就改成“未燎”家里人问为啥叫“未燎”，我说就是革命尚未成功的意思。我就是用这个笔名写小说，写科幻，写游记，出版专集的。1977年总理过世一周年，我写了一首诗，老殷看到了，做了很大的改动发在四版，署名就是“钦少”，意思是“青少报”。

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努力想回四版的文艺组工作，但没有机会。等我诗歌发在四版，我已经无心回去了。那个时候冥冥之中觉得，我的心在远方。

你恨老殷吗？不久前有报社朋友聚会，有人这样问我。我说不恨，真的。他在我心目中始终是一个严父的形象。虽然，我刚进报社他就批评我“既不红也不专”的灰色状态，因为我是唯一一个每天早上不扫办公室不打开水且坚持不交入党申请的人。他随时警醒我们的学习和工作包括日常生活。办公桌上放置台灯，不行。办公室的灯泡带上装饰性的灯罩，也不行。绝对不允许半点浪费和花里胡哨的小资情调。他就是这么个人，绝对的正直，绝对的原则，绝对的军人。他的所作所为可能让人难以接受，但说到底动机非常单纯，就是为了年青人的健康成长，一种在他的毫无私心的逻辑思维下的成长。

说起报社，我会不由自主想起老殷，正如他也会不时提起我，在许多聚会场合，他说当年灰调子的小黄也是报社的人才嘛。四十年前自从走出报社所在的西瓜园，我再没有见到过老殷。我想，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